CEO的离职，不再是一件令人惊诧的事，从1995年到2004年为止，9年间CEO离职率增长了300%。
这让人们不禁联想到今年年初的两个月之间，在美国，有195名大公司的CEO被赶下台，而在中国，也有一批上市公司高管因各种原因解职。这些数字，印证了CEO大规模离职，已经成为全球公司中一件越来越平常的事。
在调查中，博思艾伦公司综合考虑了CEO任期和公司业绩之间的联系，以及大地区和特定行业部门的CEO更替率之间的联系。此外，业绩成为CEO离职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换帅成解困“稻草”？
博思艾伦上一次的报告显示，CEO平均任期已经从1995年的8.8年下降到了6.6年。调查还显示，2/5的新任CEO在最初的18个月就败下阵来。
而今年的报告，这个数字又有所变化。去年因业绩不佳被解聘的CEO平均工作了4年半。而在欧洲，被解聘的CEO只工作了2年半。北美的更换频率是最低的，平均一个CEO要工作5.2年之后才会被考虑换掉。
可以看出，虽然有195名CEO被解职，但北美董事会更换表现不佳的CEO的速度却是最慢的，一向给人们以低调、谨慎、稳妥印象的欧洲公司董事会，成为更换CEO的积极分子。
面临新的市场挑战，一些产业兴起换帅风潮。半导体产业就是其中之一，2004年半导体公司尤其是欧洲公司掀起了换帅潮，高管的更换速度加快，离职高管人数多于前一年。自从2004年初以来，与半导体相关的公司中，已有52位首席执行官(CEO)或者相当于该职位的人辞职、退休或者被解雇，而2003年有42位半导体公司CEO离职。博思艾伦公司的调查结果可以印证这些公司急于换帅的原因，从全球范围来看，与业绩挂钩的更替2003年以来增加了44%，同样，由于业绩不佳导致2004年31.4%的CEO离职。
而在欧洲公司，业绩与CEO离职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去年，欧洲公司42%的CEO连任是跟其业绩挂钩的，而美国这个比例只占31%。
更换率最高的地区并非欧洲，亚太(除日本)17.5%的大型企业在去年更换了CEO，比2003年增加了230%。欧洲仅次于亚洲，排名第二，达到16.8%，日本以15.5%紧随其后，第四位是北美，为11.7%。
被迫离职是与未能给股东带来利益回报相联系的。这些由于业绩问题离职的CEO在任期内所创造的利润比正常离职的CEO业绩低7.7个百分点。
不能够在任期内拿出一份漂亮的业绩成绩单的CEO，公司对他们的更换速度也越来越快。
但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企业出现短期行为。博思艾伦告诫说，这会出现一个非人为的以股东为中心的逻辑：主管们有可能会牺牲能给股东带来长期利益的战略，来换取短期业绩的增长。“CEO们需要一个既能让企业踏上正确战略之路，又能在短期内产生利益而不损害到公司的长远发展的议程。”博思艾伦高级副总裁ReggieVanLee强调。而这必须建立在公司给予CEO长期承诺的基础之上。
短主管时代到来？
已经退休的博思艾伦高级副总裁CharlesLucier幽默地指出，企业已经进入短主管任期时代。他说，“我就是其中一个。”
实际上，CEO更替率是与正常的企业员工损耗率相符合的。据研究性出版机构BNA有限公司所做的季度调查显示，在美国，典型的员工更换率每年是12%，其中不包括那些临时解雇的和临时员工。同时可以看出，去年美国CEO11.7%的离职率是与美国雇员的更换率相等的。Lucier说，“从更换率的角度来说，CEO只不过是另一种员工而已。”
Sun公司的CEO麦克尼利在回复《今日美国》的调查时表示，他对这么多的CEO离职一点也不感到惊奇。“我从不认为CEO是一个很长寿的职业。”麦克尼利对这个观点相当坦然。
高处不胜寒，被迫离职的CEO，与普通员工相比，他们再找到一个合适新东家的几率似乎降低许多。这导致了一些CEO早早选择了功成身退。
博思艾伦的调查显示，此次的结果中，CEO的退休年龄又一次缩短。越来越多的成功CEO选择在55岁甚至更早之前退休。去年，北美有17.5%的年龄在55岁以下的CEO退休，比上一年增长61%。
种种原因导致了一个公司CEO更替速度的加快，这也使得公司已有的继任计划很难开展。空降兵的出现便不足为奇了。
但调查指出，从外部雇佣的新的CEO在延续企业风格方面要弱势于内部人员。去年空降在公司的CEO们给股东带来的回报率平均要比那些从内部选拔的CEO业绩低5.2个百分点。
对新的企业文化的适应，适时地推出变革计划并贯彻到每一个层面的员工，如果执行，如果选择时机，这些问题使得空降兵的压力空前加大。
NCR前首席执行官马克.赫德出任惠普首席执行官兼总裁后，惠普对外的统一说法是：惠普仍坚持卡莉时期制定的既行战略。但对于赫德来说，必须找到得到华尔街认同与坚持既定战略之间的平衡点。
此外，惠普并购康柏后，至今调整还没有到位，公司内部架构和人事问题仍然存在。赫德需要解决一系列诸如惠普公司内部的管理、提升士气和渠道整合等问题。同时，在卡莉担任惠普CEO的6年时间里，惠普深深印上了卡莉的烙印。赫德要如何走出卡莉的“阴影”，重塑更适合惠普的“赫德新时代”。赫德能坚持多久？而董事会又会给他多少时间？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和疑问。
离职三大导火索
博思艾伦在这次调查中选取了来自全球最大的2500家公开交易企业离职的354名CEO，对于他们所在的公司和离职前后的事件进行了评估和考测。
在历史背景方面，博思艾伦选取了同时对他们所在的公司和在他们离职前后所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评估和考察。
博思艾伦指出，好的企业往往更容易解聘一个新CEO。与传统做法相反的是，在新CEO到任之前两年业绩良好的企业，其中1/3可能更换新CEO。而在新CEO到任之前的两年业绩不佳的企业其新CEO任期则可能更长。
分析表明，CEO的离职有三种情况。一是正常的人事变动，包括按照企业计划和长期规划的退休，和由于健康方面或者死亡造成的离职。
但对于那些敬业的CEO来说，离开只是一个程序。根据英特尔的惯例，到了60岁的CEO贝瑞特将把位置传给下一任，同时成为董事长，但去年10月，他突然在公司内部员工大会上对众人下跪，主动坦露自己在数字家庭等投资决策上的错误，并请求人们的原谅。
二是CEO所在的公司被别的公司收购或者合并，他不得不选择离职。
第三种情况，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业绩，因为业绩欠佳或者与董事会存在分歧，一些CEO会被迫辞职。
必须指出的是，在业绩方面，博思艾伦的研究第一次从CEO离任后接任董事长职位给出了告诫。博思艾伦认为，留任企业主席的已退休CEO会拖企业后腿。对于那些已离任CEO仍然担任主席的企业(46%的企业有这种情况)，其业绩平均每年要比其他企业低2.8个百分点。
而除了高解雇率的地区以外，博思艾伦还对一些行业进行了分析。调查显示，CEO更换率最高的行业分别是，工业(19.5%)、公用事业(19.0%)、保健行业(16.2%)和电信业(16.0%)。从1995年到2004年，电信公司CEO更换率是最高的，达到12.7%，其后依次是工业(12.3%)、能源(11.7%)和应用行业(11.6%)。
风险最低、最为安全的行业是能源行业，上一年度，这个行业的CEO连任率达到了10.3%。其他CEO更换率较低的行业包括材料业(10.4%)和信息技术行业(12.4%)。从1995年到2004年，金融服务业的CEO更换率是最低的，只有8.6%，其后依次是消费品行业(10.2%)和信息技术行业(11.0%)。
防止类似安然事件再次出现的萨班尼斯-奥克斯莱法案没有对CEO的离职率造成直接的影响。分析人士表示，CEO因为道德问题离职在全球范围内不会形成一个明显的趋势。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佐证了CEO离职的主因是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