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究会女性人才研究会理事长叶叔华院士半个世纪的光辉业绩

光辉闪烁的简历

姓名:          叶叔华 

籍贯:          广东顺德  

出生年月:      1927年6月

最高学历:      大学本科

从事研究领域:  天文学; 天文地球动力学

兴趣爱好: 文学;音乐

人生格言: 想成佛就要吃素，做科研要耐得住寂寞

主要研究成果:“世界时精确测定”，获全国科学大会和中科院重大成果奖；“我国世界时系统的建立和发展”，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中科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国际地球自转联测”，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现代地壳运动与地球动力学研究”，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997年，紫金山天文台把该台发现的小行星3241命名为“叶叔华星”。

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台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席； “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国际合作计划主席；第四、五届全国科协副主席；上海市科协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感人心肺的自述

2005年初春的一场大雪,把上海天文台院内的花坛裹得雪白雪白的。早晨8点多一点，我依然像平常一样去天文台上班。虽然在2003年初，我已卸去了所有的社会兼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上海市科协主席），但我依然放不下我一生钟爱的天文事业。

1927年，我出生在广东的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家庭里。我的父亲叶润生出生于柬埔寨，少年时回广东原籍当木匠学徒，毕业于协和神学院成为牧师。母亲原是缫丝厂女工，一家子女6人，经济拮据。1935年，父亲携家去到香港，与友人合营女式手提包作坊，全家逐渐步入小康。父亲非常重视对我们这些子女的教育，也十分开明，与孩子们的关系就像好朋友。我从小性格开朗、胆大敢为，功课也很好，一直是全校的优等生，后来学习天文，也是因为父亲希望我学自然科学。在我们家，文明的家庭气氛从小就培养了我男女平等、女子不比男子差的思想，使我在后来的科学研究中能以大胆、自信态度坚持下去。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我考入广州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二年级起主修天文。那时遇到了成为我丈夫的程极泰。他原在四川合川武汉大学读矿冶工程三年级，因酷爱天文，由校方介绍转入中山大学。1949年6月毕业时广州尚未解放，婚后我们去了香港德贞女中任教。新中国的成立，召唤着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加入建设祖国的队伍，我和丈夫告别亲人于1951年来到上海，我进入了上海天文台的前身——徐家汇观象台工作。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能放弃香港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大陆，但或许让年轻人理解我们这一代人不是说几句话就能见效的，只有体会过什么是亡国奴滋味的人，才知道什么是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爱国热忱，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在国内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棒打不走、棒打不散，才会明白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屈指算来，我从事天文学和天文地球动力学研究，如今已整整54年。1958年我受命建立我国的综合世界时,我们课题组攻克了台站少，系统差不可忽略的难点，经过许多次方案的试算,得到了一个内符与外符精度均较高的世界时系统。1963年起,我国世界时测定精度跃居世界第二位。1965年,综合世界时系统通过国家鉴定,作为我国的世界时基准向全国发布, 并正式提供给大地测量、国防军工等应用部门使用，满足了各方面的需要。随后我们又不断致力于提高精度的各种改进，使世界时精度一直保持国际先进水平。为此我国的综合世界时项目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受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尔后，我又把研究重点放在当时世界上刚出现的空间测量新技术——人造卫星激光测距（SLR）、人造卫星激光测月（LLR）、甚长基线射电干涉测量(VLBI)。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将使天文地球动力学的研究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中国必须赶快起步,用新技术取代传统技术。1978年，我带着几个天文台组成的代表团第一次走出国门,到法国考察天文地球动力学的研究。1979年,我又率领上海天文台代表团去美国考察SLR和VLBI技术。这两次的出国考察,使封闭已久的我们大开了眼界,也加快了建立新技术设备的进展。1988年，国际上地球自转合作全部以新技术取代传统技术之时，上海天文台跟上时代的步伐，在国际合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当时，上海天文台担任了SLR，LLR和VLBI三种技术的全球资料处理，在国际上是少有的。1980年底,我受美国科学院邀请,作为高级科学家在华盛顿的美国大地测量研究所工作了3个月,了解到美国宇航局(NASA)正在启动地壳动力学计划(CDP)的国际合作。这时，我觉得机会来了,回国后积极行动,向科学院提出了我们与美国合作的计划。1982年,中国科学院批准了以上海天文台为主的与美国宇航局(NASA)进行地壳动力学计划和后续的固体地球动力学计划,以及固体地球与自然灾害计划,并取得了一批满意的结果。与NASA的合作一直延续到现在。

1990年底,国家科技部酝酿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攀登项目）。我联合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国家测绘局、总参测绘局的专家，提出了“现代地壳运动和地球动力学研究”项目。1992年，我有幸被任命为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该项目联合天文、大地测量、地球物理、地质、地震、大气、海洋等学科的专家，利用跨学科的综合力量和各种现代新技术,来监测地球的板块运动和地壳形变。参加该项目的科技人员有130多人，历时10年，在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下，资料共通，采用新技术取得的数据，得出了我国地壳运动第一个定量图像，同时开展了各方面有关的研究。2002年,“现代地壳运动和地球动力学研究”项目,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我最大的感受是：在科学上要走得快一些，既要自力更生，也要与国际合作。

研究中国的地壳运动,势必旁及到周边地区。在与NASA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又有攀登项目联合了国内力量的背景,空间地球动力学计划应该可以拓展到亚太地区。这项更大的科学计划迅速在我的脑中成型。亚太地区地壳运动剧烈,地质构造复杂,是几个板块汇聚挤压之区,地震、火山、海平面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频繁，又缺乏统一的研究计划，是我国应起主导作用的地区。1994年，我和国内同行开始推动“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APSG）国际合作计划,当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SCAP)的《空间技术用于持续发展》的部长会议前,在专家研讨会上,我据理力争,最终将APSG计划作为向会议提交的25项建议之一,并且列入中国的行动计划中。

为了争取APSG计划得到国际支持,我选定了在4年一次的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IUGG)大会期间,召开APSG会议。在1995年,IUGG大会在美国召开之前一周,丈夫不幸摔伤,在他大手术后的第三天,我把他托付给上海交通大学应用数学系的领导,忍泪登机,心悬两地。在专门为APSG安排的会前,我通过在美国的华人朋友赞助,特别准备了一次冷餐会,邀请有关的各国科学家参加。会上，经过热烈讨论，APSG计划取得各国专家的支持。会后有4位外国专家主动留下来,帮助拟定国际大地测量联合会(IAG)决议案的草稿,直至深夜。最终IAG的第4项决议,支持了APSG计划。

1996年，在阳光灿烂的5月，我们终于迎来了到上海参加首次 “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APSG）会议的各国科学家。目前APSG计划每年都有会议和活动，由中、日、澳、美、俄、韩、印尼、印度、法、德的专家组成领导小组，秘书部设在上海天文台。这是一项为数不多的，由中国学者发起并主持的国际合作项目，受到美国宇航局和各国同行的支持，推动了亚太地区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我有自己的事业，有幸福和谐美满的家庭。丈夫程极泰是我的大学同学，两个人性格、爱好十分相近。有记者问我：“成为一名杰出的天文学家和学术带头人，与家庭有矛盾吗？”我说：“没有。丈夫对我很支持和理解，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俩都很喜欢音乐，既喜欢唱歌又爱听音乐。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除了工作之外，还在大学的合唱团唱男高音。”

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到两鬓斑白相濡以沫，是理解和默契一直随着我们，直到现在依然如此。每天我们在书房里各忙各的，饮食也比较简单。但是，两个人常常分别在自己的书房里同时哼起同一首歌，甚至有时是同一句。这也许是相亲相爱着的人脑电波在交流吧！紧张的工作之余，空闲之时，夫妻二人就听听音乐、聊聊天，生活很充实也很温馨。

我们有一个孩子，现在美国教书，从事计算科学研究。我家的亲人都在美国，儿子学业完成后就留在美国。我们这个孩子很懂事，是个好学孝顺的好孩子。从小在学习和成长问题上没有让父母操心，也没有给父母带来其他的负担。文化大革命中，这个独生子当了十年工人，是很辛苦的清砂工。艰苦的工作锻炼了他的意志。现在，儿子每年来上海看望父母，我们夫妇有时也去美国看儿子。

我们几十年的夫妻生活和谐、简单、丰富，这是我们共同追求和努力创造的，也是天下许多人一生中穷尽其财而无法得到的无价之宝。

回顾半个世纪的工作，我深深感到我国天文事业的进步。特别高兴是看到我的同事和原来的研究生，以及他们的研究生，大多数已是学术骨干，是独当一面的科研带头人。他们的聪明才智，在今天得到更好的发挥，正在把激光测距、VLBI等技术应用到空间飞行器的精密跟踪和定轨上，这些高新技术的应用，使上海天文台的工作不断向前迈进，我自己也尽力支持这些工作。